一个老头他在飞

对小众电影而言，观众并不是上帝，谁要是打着为上帝服务的旗号拍电影，恐怕只能是适得其反，上帝不怎么买账。王小帅的新片《左右》正遭遇着此种尴尬。每次看电影，我都特别注意电影名字，一部电影用这个还是那个名字，可不是闹着玩的事，它实在事关导演的创作态度和观众对整部影片的理解。

在媒体上，“左右”基本被解释成几位主人公面对一个非伦理事件的左右为难，左右为难，在貌似模糊的立场下，中国电影再一次陷入了二元论的窠臼之中。这是因为观众在看电影之前，已经对最为核心的情节非常熟悉，并且许多人会把自己“代入”角色中，悄然做出私人选择：如果是我，我该怎么做？而这恰恰是电影想让人思索的问题，真实事件和电影情节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，男女主人公为了（儿子）女儿再一次结合。所谓二元，已经先验地成了一件板上钉钉的事，观众的期待只能存在于他们走向结局的过程。

宣传上一直在打“人性”牌，四个主人公挤在一个逼仄的伦理空间里，确实足够彰显人性。但是我们不该忽视，在挽救生命的崇尚目的下，《左右》存在着严重的对生命的忽视。小女孩禾禾身体上面临死亡的威胁，精神上也被塑造成天真无邪，事实上她最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有所表达，以她的方式。另一个更严肃的问题在于，那个即将诞生的孩子是最可悲的，因为他生命的出现和存在不仅是非伦理的，甚至没有存在的合理性。试想一下，一旦他将来知道自己完全是作为一种“药品”而出生的，他该是什么感觉？不管他的父母（不论是亲生还是继父）给他多少爱，都不可能抹煞他的悲剧性。这与器官捐献是完全不同的。

脐带血——药物——在这里我多少看到了鲁迅在《药》所写的“人血馒头”的阴影，以人（或肉体）为药这是蔑视生命的最可怕传统，悲哀的是，此一传统在中国实在渊源久远而波及广泛。文学作品中，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《西游记》里对唐僧肉的迷恋；而现实的民间，此类行为更为可怕，所谓“吃什么补什么”一直被当作是食补的“金玉良言”，因而造成早些年有迷信这一点的阳痿患者，残忍地割掉男童的“那话儿”来作药材。自然，《左右》不至于如此极端，但它实在不该忽视一个生命的诞生，不该替一个尚未存在的生命做出诞生的决定。我们实在应该警惕。

《左右》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，现实里的父母不会过多去探讨这件事的伦理和道德意义，但是作为艺术品，电影比如承担起这个责任。事实和电影两者相对较起来，很耐人寻味。现实里的男女主人公离婚后都未再婚，而电影里的都结婚了；现实里得病的是男孩，在电影里变成了女孩；现实里脐带配血并不成功，男孩去世了，而电影里则用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。这这些区别之中，我们发现的是创作者的妥协，是要完成一部公映电影而向现实（真实）所作的妥协，《左右》所引发的人性思索并不会比真实事件更多，应该说是更少，它把一个有关生命和生存的问题淡化成一个选择问题。这种妥协隐含的正是一个“观众喜欢看什么电影”的潜台词：将艰难的内心选择外化、将两个人的选择变成四个人的选择、将男孩变成更能打动人的女孩、将悲剧性的结局变成非悲剧性的救赎套路。

观众就是上帝，这是所有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下所奉行的口号，正是这一点把许多创作者的独立性抹煞在制片商的票房恐惧中。

话说回来，真正左右为难的不是现实中那对离婚的夫妻，也不是电影中的四个人，而是王小帅，在于他究竟想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。我有一个偏见，把观众当上帝的导演，一定拍不出极好的片子，艺术首先必须是私人的，是创作者的，才可能是大众的。好的导演不是揣测着“上帝”的心理拍片子，反而是他顺着自己独立的思考，拍出来之后大众恍然感到原来生命里还有这种可能。艺术品应该给人们提供一种熟悉的意外。

1985年，昆德拉将一句犹太谚语带向世界：“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”用以调侃人在上帝面前的无知，然而真正的现实是人类一旦放弃了思考，上帝也会放弃你，或者说，只有人类思考的时候，上帝才是存在的，因为他笑了。对小众电影来说，观众并不是上帝，它的上帝应该是自己，是灵感第一下迸发时内心悸动。

2008/4/14